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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果不其然，回来没到两个月，我又再次因为病毒感染而发烧昏迷在床上。在我意识最为模糊之时，是母亲和小乐共同护送我上了计程车，耳朵隐约听见母亲着急的催促声，“司机，快到地坛医院！”

    我的双眼中能感受到轮子的移动，灯光一闪一闪地刺激着我的眼皮。我的嘴巴似乎盖上了什么，四肢无力地瘫软在床上，时不时伴随着几声严重咳吐。最后，还是不负重荷地昏睡过去。

    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像是解放了。

    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宛如当初在上海医院时的情景。病人服、氧气罩、输液、更硬的床板。一切那么熟悉。只是，这次的病房，是单人的，空间狭隘了不少。

    手捧电脑的小乐看到我醒后，都顾不着自己电脑放哪，直接握住我的手，“你终于醒了！要喝水吗？肚子饿不饿？”

    还未等我反应过来时，他已经起身出门，“不对，我要把王主任叫过来…”

    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内心百般煎熬。他走出门那一霎那，我隐约看到窗外两具熟悉的身影。他们先是面向小乐，然后往我病房望去。

    不一会儿，小乐和母亲便消失在我的视野中，留剩一具孤独的背影。那是父亲的背影，可他怎么看起来弱小了许多？不。我两个月前回到家时，他已经瘦弱了不少。

    我从母亲的口中得知，尽管父亲嘴上老埋怨关于“我是同志”的事实，但他在过去两年来一直担心再次离家出走的我，尤其是我的病。他夜晚偶尔会独自用电脑帮我找各种治病方法，他还会去大医院亲自挂号问医生和护士求助，甚至跑中医给我取补身子的药。然而他每次取完药后也只是堆在家里，到一天母